“疾病的隐喻”这个充满哲学意味的标题曾经被很多社会思想家描述过。桑塔格讲的是癌症和爱滋的隐喻，福柯讲的是疯癫的隐喻。他们引经据典地分析了欧洲文学史上对于这些疾病的臆想，在他们看来，无论身体或者精神上的疾病都是人类对于邪恶以及惩罚的恐惧。自从有了道德，社会对于这种恐惧的想象就从来没有停止。

    他们敏锐地发现了文学作品描述中欧洲社会对疾病的共同隐喻——把某些特定疾病与道德的高尚或低贱联系起来，似乎肺结核的隐喻理当是茶花女而羊脂球则是令人憎恶的梅毒。前者表现出的症状是外在的，仪态是优雅的，而且肺和心脏一样，象征着人身体上半部分某种理性而高尚的器官；后者则常常被藏匿于隐秘之处，导致压抑和狂躁，而且这些器官的位置也注定了他们“不洁”的性质。相比于疾病带来的身体上的痛苦，这些疾病更像是一种“道德审判”或者“报应式的惩罚”。

    桑塔格之所以对这种隐喻如此敏感可能是源于自己的癌症体验：“癌症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是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压抑的人——特别是那些压抑自己的肝火或者性欲的人。”“癌症隐喻的趣味恰好在于，它指涉的的是一种负载了太多神秘感、塞满了太多在劫难逃幻象的疾病。”她甚至悲观地认为，并非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背后的隐喻和神话致人于死地。

    福柯对于疯子和天才一线之隔的论断也许与他个人离经叛道的生活不无关系。疯癫是非理性的极端形式，正如变态之于常态，精神病之于普通人。然而我们却常常忽视，所谓“理性”、“常态”、“普通”这些名词其实是被掌握话语权的人所构建。换句话说，把那些疯子隔离在社会之外，送他们去死的，不是疾病而是权力。

    其实不只在欧洲，亚洲社会也同样存在这样的疾病隐喻。西施捧心蹇眉，黛玉咳血气弱是被拿来当成美人娇弱细细描写的，现代的悲剧爱情故事则喜欢加一个血液疾病的背景。因而当年的《神啊！请给我多一点时间》在日剧中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青春美丽的深田恭子和英俊帅气的金城武，而是把援交爱滋与真爱摆在了同等位置。不是对患病者的道德指责或是惩罚报应，而是对社会话语权的质疑。

    随着影像取代文字成为媒介社会的主要消费品，关于疾病的隐喻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影剧中。而且其文化隐喻越多，越容易引起受众共鸣。最典型的当属长生不衰的医疗与罪案剧，前者探究身体疾病精神上的缘起，后者寻找精神疾病在身体上的表现，说得明白一点，好的医疗剧既不是要你普及医疗专业，也不是安排医生护士谈情说爱，而是要对疾病进行精神分析；好的罪案剧既不是要展示血淋淋的尸体，也不是煽情地进行邪不胜正的说教，而是要准确推测犯罪心理。当然，这也是我在浩瀚剧集中选择把House MD和Criminal Mind追到底的动力。

    秋季美剧回归后的第一轮已经轮番亮相，说句老实话，我对追的几部编剧都不太满意。似乎是刻意要突破要改变，TBBT里的Leonard从北极归来忽然性情大变；House居然被几句完全没有说服力的话打败；CM里一个死神似乎要导致整个小组崩溃……不是我顽固保守，实在是改变的太过牵强。

    2小时的House第六季首集，一向很不合作喜欢找别人麻烦的大叔被扔进了精神病院，被打上“过度自恋，反社会人格”的标签，编剧的教化意图未免太过明显。黑人医生让House学会信任，可事实上在治疗过程中他们一直在玩互相猜忌的游戏，从始至终医生都没有给House了解他的机会，如果这样还要求House百分百的trust，这游戏未免太不公平。

    他追问House：“比起成功，为什么你更在乎失败？”大叔的回答是：“成功转瞬即逝，失败遗臭万年。”

    他责备House什么都不做，要House去道歉。大叔说：“道歉的力量可真大，只要说两个字就能换来一辈子心安，也未免太不公平。”

    House的逻辑是——you caused him pain, if the world is just, you have to suffer equally. 不是他喜欢让别人miserable，而是人生本来如此。强者可以要求别人的信任，弱者如果不怀疑，就只能听从摆布，说老实话，你信任的不是事实或者真相，而是权力。精神病院里的那些人真的病了吗？还是说仅仅因为他们是社会中的少数异端分子？他们失语或者话唠，他们拒绝沟通或者过度妄想，他们过于敏感还常常恐惧……可谁在脆弱低潮时没有过这样症状呢？我们，都病了吗？

    过度抑郁是病，过度亢奋也是病；处处与人作对是病，事事唯唯诺诺也是病。是谁制定了疾病的判断标准？是谁用道德来衡量疾病的痛苦？不是X射线，不是细菌切片，不是精密仪器和厚厚的病历，是权力。

    有这么多的文字和影像被权力操纵，所以有那些用自己的方式反抗权力的话语者。我一向觉得，历久不衰的恐怖片和鬼故事应该是对抗这种隐喻的另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把这些对邪恶的想象加诸于某种超自然或者神秘的力量，借此来摆脱人类自身对这些疾病无法承担的压抑与痛苦。不同文化创造的恐怖故事，往往与他们对不同疾病的恐惧有关。欧美恐怖文化里那些怪物满身粘液、体型庞大、举止狂乱，智力超常，一方面象征了性疾病的生理反应，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他们对于精神病人才智的恐惧。亚洲的恐怖则常常体现出一种超乎日常生活的美感，那些鬼神的形象往往是美丽或者可爱的，即使露出了可怕的一面，往往也是有因果缘由而且令人惋惜甚至同情的。相比起来，亚洲文化对于疾病和疯癫确实是非常宽容的，甚至于“病态”常常成为亚洲美学的一部分。

    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境界是“病态美”，比如杂交出的畸形金鱼，园林中的嶙峋怪石。日本现代美学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可爱而可怖(Kawaii&Kowai)”比如一脸无辜暴打主人的暴力熊，唱着拍球歌与人捉迷藏的鬼娃娃。所以亚洲式的恐怖是影像大于文字，因为文字对细节之美的斟酌冲淡了恐怖气氛的渲染，像李碧华的小说，或者是网络上流传的小妖，道葭，糖果的文字，娓娓道来，有一种精神性病态的美感，反而回味悠长。

    欧洲式的恐怖则应该是文字大于影像，当然应该感谢分级制度的存在，不然恰克·帕拉尼克就不会仅仅在读书会上吓晕听众了，电影院都应该配备急救设备才是。事实上，即便如Peter Greenaway的Cult-Movie都没有这么轰动的受众效应，连我那个听小凤仙的故事必吓哭的密友看《索多马一百二十天》也觉得“没想象中那么刺激”。相反，我给她慎重推荐，如果去读帕拉尼克的《肠子》，保证你简直要把肠子都吐出来。

    对，差别就在于恶心。疾病隐喻的威力越大，用恐惧来反抗这种隐喻的恶心程度就越夸张。而医生作为最直接见证这种隐喻的人，对疾病的接受度有多大，所能想象到的恶心程度也越大。相比之下，House仅仅是对别人distrustable，仅仅让他们miserable的程度已经非常客气了。

    如果你是个生病的医生，你会更相信其他医生或者更不相信？

    其实House永远是对的，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愚人总是说真话。在医院里的Everybody lies，因为他们恐惧，恐惧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疾病隐喻在道德面前的审判。House用痛苦对抗这种审判，我们只能用那些恐怖的文字或者影片。如果大叔真的“改过自新”了，那不代表他被“治愈”，只代表整个社会对于“权力”的妥协与服从。我突然发觉这是一个很好的论文命题，所以自己先盖章证明版权。

    （P.S. 对于能坚持读完此篇的童鞋表示由衷的敬意~~~~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