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大寿放在一个人身上算花甲了，放在一个国家身上似乎连而立也不够格。做寿往往大臣家比皇上家有趣，德高望重的有贤才慕名拜会，少不得留下诗词歌赋流芳百世；权倾朝野的多小人溜须拍马，自动给后人奉献无数笑柄谈资。皇上做寿，无外乎泰山祭祖，广征生辰纲，再大赦天下，结果是劳民伤财，枭雄出笼，山寨起义，最后再背一个千古骂名。不是我瞎掰，实在是十出评书，九部都是这么个套路。

    国庆那天半夜看了下CCTV转播失败的阅兵分裂式，后半场爬墙去补习CROWS ZERO的1和2，尽管土豆画质很差，抢先版的翻译很不靠谱，但对于一部不靠编剧靠气场的片子来说也足够了。乌鸦们衣着邋遢头发如鸟窝，但硬是把被阅兵催眠的我弄得跟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异常，把那几位精挑细选星眉剑目虎背蜂腰的兵哥哥忘到九霄云外。

    三池崇史的风格，故事要多烂有多烂，片子要多小众有多小众，偏偏就把一群平日里涂脂抹粉又娘又萌的小倭瓜们拍出秒杀的气场。诸多平日里挑剔又现实的mm都目瞪口呆地把理论标准抛到脑后，齐声总结曰：“果然，有小宇宙的才是真男人啊！”

    作为一个非典型的80后，我是听着七侠五义的书，看着星矢燃烧小宇宙长大的，所以感慨于中国“流氓文化”的堕落与衰亡。从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流氓”这两个字决不是一开始就被用来特指调戏女同胞的不良分子。他们继承了一部分古代独行江湖者的“游侠精神”，无产无业，干的是留下买路财的无本生意，却也作劫富济贫扶危救困的义举。他们又影响了民国后期的“帮派文化”，占山但不称王，不顺从社会道德而建立起自己的内部秩序。经典的流氓文化似乎像是中华儒家主流文化的精神补充——儒家提倡“仁”，流氓讲究“义”。如同草原生态系统里狼与羊的互补关系——即使是草食性的文化，如果缺少肉食精神的补充也注定消亡。“流氓文化”鼎盛的时代，无论是许文强的“上海滩”，杜月笙的“青红帮”，香港的“三合会”“古惑仔”，戏里戏外都代表着中国男人气场的巅峰。

    郭德纲在单口相声《皮凤山》里描述了一部分传统流氓文化：国有国法行有行规，流氓的形象是“扛褂敞怀，蓝袜花鞋，辫插铁丝，街头闲逛。找茬打架混饭吃要勇往直前，递脑袋让人拍，怕了的就当不了流氓。”横的要敢上门讹富贵，开笼放鸟，赤膊豁命。粮铺门口吃饭的你得就地躺倒，几十斤铁轮粮车身上过不吭声；保局门口吃饭的侧身横躺，挨个三面开花，打到地下砖头碎不许倒吸凉气。赌庄门口吃饭的拿刀在大腿上割块肉扎在牌桌上下注，输了活该，赢了给你伤口抹盐，辣椒水洗，火钳红煤烙，嘴上还得接着掌柜的烟。流氓喊疼就算完了，打你活该。一声不吭挨完你就是人物，从今就算有了铁饭碗了。

    大流氓混到一定程度要超脱生死，你得不怕死到让大家都服气，然后才有资格制定自己的暴力规则。纯粹“以德服人”而缺少气场的是书生，只会使用暴力而遭百姓唾骂的是城管。郑伊健放下了西瓜刀，陈小春解了腰里的“芭乐”，《无间道》里斗的是心机，现在的黑帮片，有警，有匪，古典流氓已消亡。

    物质至上的时代，流氓的定义逐渐演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贬义词。他们欺行霸市设陷诈骗成了社会的眼中钉肉中刺。流氓之可悲在于缺少文化修养和政治诉求，所以在他们用拳头义气服人之前，先被狡诈的知识分子们树立成了社会问题的标靶。资产家的剥削被利益团体掩饰；革命者的暴力被“正义性”装扮，而流氓却因为不参与经济链条也不加入政治派别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最佳替死鬼。老流氓们一生用性命换来的称号，却在老去时突然发现被聪明人篡改了定义，曾经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头衔成为了万人唾骂而不齿的代名词，中国的流氓文化就此死于聪明人兵不血刃的和谐屠杀。

    我不怀疑中国拍不出好的商业战争史诗片，也拍不出过瘾的B级暴力动作片。中国的战争片怎么看都像奥运开幕式，再雄壮整齐，说白了也不过是精心排练摆在舞台上供人欣赏的玩物。士兵们少了“流氓气”，反倒个个都像动作到位的舞蹈家。他们服从的是命令，不是精神。

    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很羡慕crows zero 里那群年轻的小倭瓜流氓们。他们一无所有除了拳头和肉体，争的不是价值，不是意义，而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精神头衔——所谓“制霸”，就像圣斗士们豁出命来保护那个其实不需要保护的雅典娜。在这种既没有生产力也没有政治目的的毫无意义的拳脚相加中，乌鸦们的流氓小宇宙彻底爆发。